作者:李洪智 高淑燕(分别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影象留存,蕴含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
汉字发展数千年一脉相承,但形体发生了巨大变革,形成了丰富的字体样貌。
汉字字体演化的历史也是文化发展的历史,从古笔墨阶段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演化到今笔墨阶段的隶书、楷书、行书,每种字体都与文化干系。

形体功用与礼仪制度

与表音笔墨的线性构造不同,汉字是二维构造,被称为“方块字”。
字形方正、中宫平稳,这种字形寄寓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天下与审美生理,是中国人内在秩序感与规则意识在汉字书写中的表示。
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说:“凡字无论疏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结之处,是为字之中宫。
”这里的“中宫”指一个字的中央部位,是字的重心,或称“精神挽结处”。
结字时笔势均指向字的重心点,从而聚合成一个整体,即“八面拱心”。
“中”是先民朴素的哲学不雅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
汉字书写时,构造与笔画间讲究折衷与平衡,中庸之道,有节制,强调中和之美,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正字不雅观念。

省变随心 皆为悦目汉字字体演变与古代文化

如果按照字体的性子、功用进行分类,汉字字体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正体、草体与花体。
正体即历代官方利用于正式场合的标准体;草体是用来提高书写速率的字体,形体简单;花体是经由装饰加工的正体或草体(或者是不同字体的杂糅体),即所谓美术字,带有明显的工艺性子。
每个时期都有其正体及相应的草体,草体寄托于正体而存在。
上一个时期的正体和草体会遗留至下一个时期而成为“古体”。

正体每每用在持重的场合,由于其字体样貌呈现出以下共性:笔画形态起止分明,结体取势谨严端庄,行列排布整洁有序,整体形态雍容大度。

西周期间,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即官员将代表王室规范的正字正体诏告于天下,表示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向心力,解释汉字书写同时具有教养意义。
钟鼎器物是王权的象征,也是立国重器。
青铜器上的铭文与其载体一起,持重、肃穆,呈现出一种庙堂之气,成为正体字的来源。
如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毛公鼎,其铭笔墨形方长,构造平均,笔画稳健,开启了中和之美的书风。
此后,秦始皇实行小篆,结束了长期以来汉字异构丛生、形体凌乱的局势,使官方正式字体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
小篆虽将书写中的平衡与对称发展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却成为正体古笔墨的闭幕。
隶变之后,圆转屈曲的线条为笔画取代,经由汉初的沉淀,汉隶愈发端庄、沉着。
官定的标准隶书,蚕头雁尾、左挑右磔、构造规整,表示了八分作为当时通畅字体的规范化特色。
至唐代,在官方威信规范与浩瀚书家的推动下,汉字正体的演进至此达到完备成熟,“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模范”的楷书成为沿用至今的正体字的典范形态。

“盖笔墨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正体字的产生、发展与王权政治不无关联。
正体汉字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逐渐匆匆成政治、文化以及民族生理的大一统。
工稳、规范的正体是对正式场合中威信性、秩序感、仪式化的表达。
与日常生活中随意的书写有所不同,汉字字体的选择要符合礼仪的规约。
钟鼎器物、碑碣题铭要选择当时的正体字以示郑重。
受“以古为尊”的风气影响,铸刻用字也有选择前代正体字的,如唐欧阳询所书《房彦谦碑》,并未选择当时的正体字楷书,而选择了八分。
再如,碑额所用字体除选用当时的正体字之外,更多选用小篆。
与正体不同,草体常日利用于非正式场合,如草稿、书信、便条、药方等日常书写,字体不拘,行书、草书等活泼自由的字体皆可选用。

字体更迭与通变达权

汉字字体的更迭表示了中国古人适应客不雅观天下的变通能力:顺应人的主不雅观需求、右手执笔的生理习气以及书写载体的改变。
这是汉字之以是能长盛不衰的根本缘故原由所在。

影响汉字形体演化的成分比较繁芜,追求书写便利始终是主要的推动力。
每个时期的草体由于更加符合简便快速的诉求,每每成了汉字形体演化史上的打破力量。
郭绍虞指出,草体基于其动而易变的性子成为字体演化的关键,草体刺激并促进了正体由形体繁复、不便书写向形体简约、便于书写演进。

从已有出土笔墨材料来看,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而以小篆为正体的时候,民间盛行的却是形体简便的隶书。
所谓“隶书”便是“徒隶之书”,其地位明显不高,可以视为当时的“草体”。
但到了汉代,隶书以其书写上的强大上风,逐渐形成旁边开张的字体样貌,既实用又都雅,顺理成章地取代了小篆,成为当时的正体。
到王莽期间,有所谓“新莽六书”,个中虽有受尊重的“古文”“篆书”,但从地下出土的简牍材料看,大量字迹都是隶书及其草体。
到东汉,绝大多数碑刻都是用隶书书丹,解释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顺应时势承认了隶书的正体地位。

汉字由古笔墨向今笔墨演化,一个主要缘故原由就在于古笔墨不便于书写,乃至有一些笔画的行笔方向违背了右手执笔的生理特点。
隶变之后,汉字的笔画形态及行笔方向明显更加适应右手执笔的书写生理根本。
以是,王凤阳《汉字学》说:“追溯汉字字形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便是追溯用生理习气改造当初的社会习气的历史。

汉字形体还随着载体的改变而演进。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纸张涌现之前,简牍是最紧张的书写载体,汉字的书写一定限定在狭长的竹木简之中,这对汉字形体的影响可想而知。
纸张通畅之后,汉字形体也随之发生变革。
相较竹木简而言,纸张幅面扩大,汉字书写在高下旁边任何一个方向上不再受到拘束,这为“方块字”的确立奠定了物质根本。
可以说,纸张在汉字书写上的普遍运用是促进隶楷之变不容忽略的一个主要成分。
不仅如此,纸张的运用还为草体字与字之间加强牵连供应了根本,从而与隶书阶段的草体在样貌上形成明显的差异。

字体演化与“爱美之心”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概括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惊叹,详细到“形美”,启功说得更详细明了:“汉字形体,当然最初仅只是生活中利用的符号,用它的人又不断地在利用中把它美化。
为了利用的方便,于是它又不断地被简化。
奇妙的是,在简化过程中,即伴随着美化加工,并不是管美化的不管简化,管简化的不管美化。
”可见,将字形处理得更加都雅也是汉字形体简化中不容忽略的成分之一。

在汉字形体演化的过程中,先贤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歇。
审美意识深刻影响了汉字形体的样貌,乃至不惜丢失一部分字的表意能力。
黄侃在《笔墨声韵训诂条记》中举例论说“笔势变易”时指出:“省形省声者,为变繁赜,若非求字体之茂美,自不得有此。
”“省变无常,皆为悦目。
”形声字的声符或义符被省略了一部分,自然不随意马虎分辨出声符或义符是什么,会影响人们对其构意的理解,但这是先民为了字形悦目而心甘情愿付出的代价。

在汉字各种字体的更迭过程中,笔形、结字等各个方面都要进行相应调度,这种调度的结果每每会形成一种新的字体样式,古人对美的追求也潜移默化地熔铸其间。
只管不同字体都有各自独特的美感,但总的来看,汉字的形体演化乃是在美化空想的驱动下不断趋于规整的过程。
尤其到今笔墨阶段,每个字符都被规整为扁方(八分)乃至方块(楷书)的形状,这是先民不断对汉字形体进行调度的结果。

看重字符的都雅,既反响了中华民族的爱美生理,又是载道、传道的须要。
这种对付美的追求,直接影响到汉字形体演化的每一个环节,并通过每个期间大量的汉字字形反响出来。
书法艺术的产生便与这种对付美的不懈追求息息相关。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2日 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