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高夫的许多著作中，《中世纪文明》这部作品显得有些不同。《中世纪文明》最早出版于1988年，是“塑造欧洲”系列丛书的一部分，这一丛书由五个欧洲国家的出版商互助，以出版那些具有典范意义的阐明性概述，并约定同时以五种不同措辞出版。在这套丛书中，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可说是最受关注，并得到了时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高度赞赏。
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欧洲人彷佛一贯期盼着想象中的“欧洲大同”，而逐步拓展变大的欧共体到欧盟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自2016年以来，相继发生的英国“脱欧”、俄乌事宜，都使欧洲人对“统一”的历史前景产生疑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勒高夫的经典著作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中世纪文明》，作者: [法] 雅克·勒高夫，译者: 徐家玲，格致出版社 2024年3月。
罗马帝国的衰亡，如何成为欧洲分裂的出发点？
在《中世纪文明》这部作品中，勒高夫试图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与中世纪文明发展进程重新加以核阅。众所周知，“希腊罗马”常被并称为“古典文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开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将罗马帝国黄金时期精美典雅的拉丁文和雕塑绘画艺术等视为在历史中失落落甚或遭到摈弃的宝贝。乃至直到20世纪，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仍在其《12世纪文艺复兴》中盛赞罗马拉丁文学，并将一个时期的拉丁文写作水平当作欧洲中世纪文化发展的晴雨表。这些不雅观念既是多个“罗马形象”相互殽杂而生的，也与19世纪末以来的进步主义息息相关。然而，在勒高夫看来，罗马在压迫帝国力量之时却并未能创造“任何代价”，特殊是从希腊化时期以来，再也没有涌现具有决定性的技能创新。从2世纪下半叶开始，一贯到3世纪危急，罗马天下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帝国的心脏也无法向肢体运送新鲜血液。于是，被勒高夫称为“极度守旧主义精品”的罗马文明走向了衰亡。
雅克·勒高夫，法国历史学家。紧张从事西方中世纪史研究。继续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以来年鉴学派的思路和治学方法，在对中世纪的文化、心态和觉得表象的研究中有所创新，是年鉴学派-新史学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72—1977年任法国社会科学高档研究院院长。紧张著作有《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新史学》《圣路易》等。
欧洲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大一统”的方向？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学术界对此多有磋商。作为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勉力维系大一统格局的中原文明的后裔，我们彷佛对“大一统”有天然的亲近感。在许多人看来，欧洲历史上寻求统一的努力都与“重修罗马帝国”的想象息息相关。勒高夫却指出，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中世纪西方所面临的分裂局势正是由罗马继续而来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秩序构造中，作为向心趋向的行省罗马化与作为离心趋向的行省地位与自主性的提高是其管理模式的一体两面。
更进一步来说，中世纪西方所面临的统一和分裂之间的张力，实际上便是从罗马帝国那里继续的。帝国的分治使得以意大利为中央的西方失落去了以小亚细亚、中东和西亚地区为核心的东方。而且，蛮族的统治纵然带来了迥异的习俗，却让许多“不愿忍受罗马人的不公与残酷”的人宁肯去生活在异邦人当中。在勒高夫看来，从狄奥多西大帝在395年去世直到公元800年查理曼的加冕，罗马天下与蛮族天下进行了将近四个世纪的领悟。罗马帝国和“天子”的尊号与威信仍旧具有不可抗拒的独特吸引力和神秘的禁忌性。纵然蛮族领袖们穿上了罗马人的衣服，用罗马人的官衔和系统编制来管理自己的臣民，却没有哪个人敢自称为天子。直到查理曼时期，西方的中央从原来的亚平宁半岛转向了莱茵河流域，之后又持续分裂分散，终极催生了中世纪西方这个“没有真正统一中央”的新天下。
这种缺少中央城市的征象与城市化的衰退直接干系。比较较于壮盛期的罗马，中世纪早期的蛮族天下没有重新生产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全体西欧的技能水平、商贸活动乃至审美品位等等，也都经历了极速退化。城市化的衰退，或者说人口大量流入屯子这一社会经济征象，塑造了中世纪西方的基本面貌。随着罗马大道无人修缮，水路对付欧洲的浸染就日益强化，曾经那些在陆路交通中充当枢纽而无水路可达的地方成了最早衰落的城市。这些衰败的城市无法连续充当经济中央的角色，转而变成了采石场。按照亨利·皮朗的说法，由于八九世纪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欧洲的领导者不得不放弃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而只能扎根于西北欧地区。值得把稳的是，阿尔卑斯山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景象差异，在农业生产、社会管理传统、措辞风尚乃至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极大差异，从许多方面来说都难以将之视为一个完全的“统一体”，而将这一片被称为“欧罗巴”的地理区域和人口连接起来的核心纽带便是基督教。
老彼得·勃鲁盖尔《狂欢节与四旬斋之战》。
欧洲一体化的终极推动力
从任何一个角度去不雅观察，基督教都可说是欧洲大一统的终极推动力。作为一种发源于犹太教的宗教，其在早期的传教过程中奇迹般地摆脱了原来民族宗教的局限，而以“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普世情怀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罗马帝国的威信、象征、制度乃至代价不雅观念也借助教会在全体西欧散布。勒高夫同时强调，基督教会也必将从罗马帝国及其自身历史起源中继续一种封闭自守的方向，而这又与其普世性宗教追求形成了巨大张力。在十几个世纪中，基督教思想为无数欧洲人供应了生前的精神庇护与去世后的永福期待，而作为崇奉具象化的教会则同时掌控着大量的地皮、财产乃至农奴。
“三个等级”的说法从中世纪早期到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不同的建构，我们便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社会演进的趋势。在最开始的时候，祈祷者、作战者与劳作者之间并非金字塔式等级关系，由于“这三个群体同时存在，不能被分开”，每一个团体所供应的是“别的两个团体进行活动的条件”。从实质上来说，此种划分是宗教性的，但当宗教思想嵌入到社会生活并成为指引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后，社会构造的神圣化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理念。意识形态从一种脑海中的思想，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阶层之间的划分表示于不同阶层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仅是一种风尚，更逐渐成为了一种法律，亦即凡是违反这种划分及其相应哀求的人要受随处分。勒高夫认为，纯挚从“等级”这个词汇的演化（ordo—conditio—estate）就足以解释社会分层构造的世俗化。原来的三元模式走向衰亡是同中世纪盛期的城镇和商贸发展同步的。比如，在14世纪，人们将“印子钱者”称为“第四等级”的“恶魔”。在这个时候，宗教管控的力量已经达到了极限，已经无法限定社会新生阶层和活动的涌现了。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作者:雅克·勒高夫，译者: 栾颖新，商务印书馆 2022年7月。
在中世纪研究中，有各种名目的“文艺复兴”或“文化复兴”。无论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或是“奥托文艺复兴”又或者是“12世纪文艺复兴”，实在质上都是在强调一种明显可见的大规模知识复苏运动。有时这种知识发展会带来持久性的影响和创新性成果，而有的时候，则只是对过度崩塌的知识体系所进行的一种补救、完善或眇小的提升。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中世纪研究深受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范式的影响，将古典文化视为中世纪欧洲文化复苏的源泉。然而，勒高夫却非常准确地指出，作为中世纪西欧文化精英的紧张构成者的教士们，对付那种带有“怀旧”感情的“回到古代”有着非常不同的认知，他们并不想真正地回到罗马帝国。在他们的天下不雅观中，罗马是末了一个帝国的象征，而这个帝国须要进行改造。在蜿蜒弯曲的历史进程中，知识转移和帝国转移并行不悖，所谓的“重生”（也便是“复兴”一词的本意）不是回归到某一个详细的点，而是从头来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洛林文艺复兴并非是罗马文化的回归，反而是中世纪西欧独特文化的开端；而12世纪文艺复兴也并非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回归”（平心而论，古希腊特殊是希腊化时期的思想在此前从未深刻影响到西北欧地区，这便是新知识、新思想的传入而非“回归”），而是在深受阿拉伯—伊斯兰、希腊古典与希腊化时期知识和拜占庭、犹太过至叙利亚思想的影响，在采纳融汇根本上实现的“新文明的创生”。
当然，中世纪西欧对罗马帝国的空想化怀旧也并不鲜见，特殊是在德意志帝国的奥托王朝期间。当奥托三世将自己的老师热尔贝立为教宗，并赐予其“西尔维斯特”的名号时，就能看出这位年轻天子对君士坦丁大帝伟业的景仰。然而，他的早逝使历史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教宗从属于天子的传统在半个多世纪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寻衅。
无论如何，公元11—13世纪见证了中世纪拉丁西方“真正腾飞的时期”。更为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的中央开始向北方转移。随着农业技能的发展，尤其是带有犁壁的轮式犁和三圃轮作制以及广泛栽种富含植物蛋白的豆类植物，都使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开阔平原成为了可兹利用的沃土，马匹的利用和推广也使得深耕成为了可能。特殊是地皮拓展垦殖运动在森林地区以及德意志与斯拉夫人边疆地区的迅速扩展，为欧洲这一期间剧增的人口供应了更多的可耕种地皮。同时，基督教边界的拓展险些为德意志人所垄断，而终极又演化为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宗教动机险些全然变得不主要。为了得到更好更多的地皮，德意志人会绝不犹豫地攻击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地区。“文德十字军”期间就有东部边疆的文德人城镇被围困后，城墙上却举起了主教的权杖和礼仪游行用的大十字架，以表明在城中被困者也是“基督内的兄弟”。然而，这种行为大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屠戮的残酷程度，却不会对终极被盘踞和奴役的结果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欧仁·德拉克罗瓦《十字军盘踞君士坦丁堡》。
分裂与统一的交手
在统一还是分裂、守旧还是开放的对立与辩论中，中世纪西方用了将近十个世纪的韶光才终极走出了自身文明的发展道路。在查理曼时期，君主彷佛有重新规复西方统一的欲望，并向着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地区开启征途。这个进程受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势力扩展的阻碍，并且“撒拉逊人”一贯伴随着欧洲人“走出中世纪”，一贯走到了本日。
在对十字军东征的评价上，勒高夫也对此前历史学家将战斗前哨视为文明互鉴中央的不雅观点持光鲜批驳态度。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同伊斯兰天下的打仗促进了西欧的商业增长，从沙场上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技能或文化产品，真正发挥浸染的是那些没有绵延战火摧残的西西里、西班牙和拜占庭领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十字军东征在某种程度年夜将拉丁西方的欧洲人联络在了一起，这是他们在面对纯粹的异教外族时的应激反应。而在超过几个世纪的十字军征战中，他们也能更为看清其内部的分裂，并强化了自身的民族认同。他们在不断地试图超过新的边界，而对新边界的拓展也有利于强化业已存在的边界和认同。
在勒高夫的阐述框架中，从11世纪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为基督教社会的统一供应了坚实的根本。在基督徒的天下中，人们该当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等日常生活与灵性生活的共识，逐渐因宗教生活的遍及而变得统一。特殊是在12世纪之后，许多出身教会法研究的学者成为教宗，他们通过各种谕令将基督徒生活进一步整洁划一，而且会随着时期本身有所迁变。事实上，勒高夫的确认为13世纪代表着“中世纪西方的顶峰”，乃至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期间“可以被描述为欧洲模式的确立期间”，也便是“西方”真正出身的时期。
勒高夫非常敏锐地不雅观察到，中世纪西方封建制度的建立使全体社会风气发生了更为剧烈的变革。虽然中世纪常被误解为“神权至上”的社会，但实际的权力根本仍旧是对地皮这一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的霸占，确定对地皮的霸占权则一定须要依赖于武力。因此，在封君封臣的政治制度下，道德的根基不再是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所鼓吹的正派或者公道（“正义”这个崇高的理念被保留给了基督和君王），而变成了忠实。这种社会性心态变革对全体中世纪西欧的布局形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逐渐蔓延开来的异端运动常常被冠以“反封建”的名头，这在某个方面来说是得当的，由于对付当时的教会和领主来说，这些人背叛了自己对教会与领主的忠实，继而就代表着他们必须放弃自己从教会与领主那里所得到的回报：那便是灵魂的得救和地皮的利用。
《炼狱的出身》，作者:雅克·勒高夫，译者: 周莽，商务印书馆 2021年3月。
到了中世纪晚期，随着社会经济面貌的变革，道德不雅观也随之改变。僭越封君权力的“傲慢”让位于渴望金钱的“贪婪”，后者成为了所有恶行中最为人忌惮、痛恨却又难舍的渊薮。只管如此，新兴的市民阶层和贩子团体也逐渐在意识形态上塑造他们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付国家和地区是有利的。随着时期的变革，作为意识形态威信的教会态度也随之发生变革。正如14世纪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所言，“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只靠自己的资源知足需求，这也便是为什么贩子们要出去劳作，颠簸繁忙”。商人为国家供应本地短缺而须要的东西，“在海上由此地到彼地为国家供应补给”，因而人们不当对其苛责而是应该爱戴他们。
对付中世纪盛期欧洲而言，所谓的“统一”或者“联合”彷佛不能算作当时的历史发展主流，反而是各个“国家”独具风格的独立道路才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主题。许多学者都认为，就拉丁西方而言，其在文化上具有相称的统一性，特殊是在高层精英文化中，由于这些地区都深受天主教思想和拉丁文的浸润。然而，在其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统一，并未能在政治领域产生对应的效果。从11世纪到14世纪，随着欧洲的“基督教养”进程，更多的王国整体参与进来，而多王国并立的模式也得到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这一点不仅在当时得到了知识阶层的认可，一贯到19世纪和20世纪，无论是德国的兰克学派还是英格兰的斯塔布斯、梅特兰，又或是法国的安托万·安培、夏尔-维克多·朗格诺瓦，直到大泰西彼岸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及其“进步主义徒弟”，都未曾质疑这种世俗权力并立的局势，反而却极为推崇，并认为欧洲文明的独特性乃至“优胜性”便根基于此。
与勒高夫比较，其他一些法国著名中世纪史学者彷佛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特殊是在勒高夫之前两代人的奥古斯丁·弗莱彻（Augustin Fliche）。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他是我们所熟知的“格里高利改革”（La Réforme grégorienne）观点及其整体框架的创建者，他的历史阐明充满着“教会不断走向胜利”的“凯旋论”。在他主持编修的多卷本《教会史》（1950年版）中，认为在13世纪降服了腓特烈二世这个“敌基督”和“异端天子”之后，“基督教统一”已经走向了实现。
最靠近这一刻的正是在1272年到1274年所召开的里昂大公会议，在那个时候，长久与罗马教会相分离的拜占庭人彷佛也已经准备接管与罗马教宗的共融，而在里昂会议结束前往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则借助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纳入天主教神学体系，完成了异教哲学与基督教崇奉的圆满统一。用比利时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家伍尔夫的话来说，“每个人都诚挚地相信天下已经到达了旅程的终点，彷佛所有的统统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稳定状态”。全体天下彷佛都在走向统一、走向和谐、走向终极的辉煌。到了14世纪初，天主教欧洲的基本版图业已固定确立了下来。纵然在其内部，各个国家、领地之间的边界仍旧模糊不清且时常发生变动。而且，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政治学说方面的渗透，以及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逐渐萌发，人们越来越以为某种单一的统治秩序并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大众的利益，而多元统治模式彷佛更该当成为欧洲各国的选择。在这方面，法国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奎多特 （John Quidort，卒于 1306 年）堪称个中的代表，这也正印证了法国作为民族国家和君主集权先驱的地位。
老彼得·勃鲁盖尔《去世亡的胜利》。
须要时候牢记的是，战役、饥荒、瘟疫和野兽是中世纪西方历史进程中晦暗的屠夫。在中世纪早期，全体社会为一种残暴的精神所笼罩。在《萨利克法典》中，乃至可以看到如果断人伯仲、割鼻挖眼、断人手指分别要赔偿多少钱，乃至手被完备割掉或是尚有连接的罚款数额并不相同。同样，如果割掉别人的拇指和拉弓射箭的食指，就比割掉其他指头的罚款要重一些。勒高夫反复在提醒读者，中世纪西方首先是一个“充满饥饿的恐怖且常常为饥饿本身所蹂躏”的天下。在中世纪民众中所流传的各种神迹里面，变出大量葡萄酒的奇迹远不如变出大量面包的奇迹那样受到广泛欢迎。除了上层人士能够饮用大量葡萄酒之外，一样平常民众唯祈求以粗粝的黑麦面包果腹。在全体中世纪期间，绝大多数民众都承受着巨大的整体性惶恐，特殊是面对瘟疫和战役的时候，他们都会以自我的肉体惩罚作为“平息天主义怒”的方法。“安全感”在那个时期极为匮乏，彷佛唯一的寄托就在于天国的安慰，而物质上的极大匮乏更引发了心智上的不屈安感。毫无疑问，“安全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渴望，而中世纪西方在物质方面所能供应的并不太多，而在精神方面的抚慰又难以完备摆脱历史与时期的困境。
空想的破灭？
如果反不雅观今日欧洲的状况，我们大概会以为三十年前的那代欧洲学者和政治家都过于乐不雅观了。从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脱欧”、俄乌军事冲突等事宜，都使人们对“统一”的历史前景产生疑惑。在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得到查理曼奖。他在致辞中提醒自己的欧洲同胞，不要走“洛塔林吉亚的老路”。他所描述的正是后加洛林时期的政治分裂和频繁涌现的地方性暴力等。按照传统的历史阐述，这些地方封建主之间的暴力正是在教会干预的“上帝和平运动”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息的。
《脱欧：无理之战》剧照。
早在19世纪末，当时已经对欧洲场合排场无法产生本色性影响的天主教会就试图为当时当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弊端找寻补救的办法。利奥十三世在《永恒圣父》的通谕中，将目光投向了迢遥的中世纪，认为当前所有的政治弊端其根源都在糟糕的哲学，而办理这一问题的良方便是回归正统的好哲学。在教宗的话语体系中，最好的哲学无疑便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天主教神学思想体系。
在20世纪许多思想家看来，中世纪盛期的欧洲为当时的欧洲困境供应了一个绝佳的办理方案。例如英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就曾说，“如果我们的文明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欧洲意识，以及一种历史和有机统一的意识。” 德国著名中世纪学者迈克尔·博尔戈尔特也认为，中世纪欧洲开启了第一次且永无止境的努力，以力争将各种多元性转化为统一性。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廉· 萨瑟恩将“经院人文主义”与“欧洲的统一”这两个词相结合，组成了他遗作的标题。萨瑟恩的学生罗伯特·巴特利也认为到大约 1300 年的时候，欧洲已经作为一个可识别的文化实体而存在，他乃至在这部1993年出版的书中预见到十年后欧盟国家集团的迅速扩展。反不雅观中世纪盛期，我们会创造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早在12—13世纪风行的历史书写中表示了出来。
然而，中世纪盛期欧洲的面貌实在是过于繁芜。如勒高夫所言，这个暴力的、困难的、被自然掌控的中世纪期间，却极具创造力地奠定了西方文明。必须要“揭示其物质、社会和政治等要素是如何被符号和想象的天下所渗透时”，人们才可能真正地理解中世纪的欧洲。
撰文/李腾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正/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