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虎 余康（分别系中华书局编审、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
编者按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被笼罩在迷雾之中的古蜀王国，自“沉睡三千年”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分别于1986年和2001年“一醒惊天下”之后，更留给众人无尽的遐想。那些造型独特的宝贵文物，乃至让人将其与外星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初残酷文明神秘消逝，埋没数千年之后惊世再现，未解之谜还有多少？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创造》一书，聚焦古蜀文明，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古蜀时期神奇而宝贵的遗存背后的故事。本日，让我们跟随那些出土的“宝贝”，去探寻古蜀历史的原形。
三星堆二号敬拜坑出土青铜神树
1、“天外来客”引遐想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金器、玉石器、陶器、象牙、贝类等数千件宝贵文物，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创造之一。在三星堆出土的浩瀚青铜面具中，最奇特也最威风的，是出土于二号敬拜坑的三件青铜纵目面具。超现实的造型和神秘静穆、威严肃大的气势，给人以强烈威慑。它是天神，还是人间至尊？个中一件宽138厘米、高64.5厘米，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眉尖上挑，双眼斜长，最令人费解的是眼球呈柱状极度夸年夜地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长达70厘米的巨大桃尖状双耳，呈飞扬之势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耳廓中装饰着勾云纹；短粗的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来铸有精美的额饰。整件面具造型雄奇威严，为天下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被誉为三星堆的“六大国宝”之一。高31.5厘米、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的两件较小的青铜纵目面具，双眼眼球亦呈柱状向前伸出约10厘米，额部铸有约70厘米高的夔龙形（一说象鼻形）精美额饰，双耳造型取势基本平直。整体造型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富丽。面具出土时眼和眉所描黛色、口唇所涂朱砂仍清晰可见。
作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标志性器物之一，青铜纵目面具究竟代表了什么？又有哪些意义呢？由于它们和同时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数百件主要文物，与同期间的中原夏商文明的青铜器物有着明显的不同，以是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一些学者认为三星堆、金沙来自西亚等域外文明，乃至认为是“外星人”留下的精品。但一样平常认为“那些具有光鲜地域特色的大量出土文物见告我们，传说中的古蜀王朝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期间乃至更早，确实存在过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及古城、古国。岷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悠久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三星堆二号敬拜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本文图片均选自《从三星堆到金沙》
2、古蜀王国显神秘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古籍，都记载有蚕丛、柏灌、鱼凫等。他们究竟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他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些疑问，为古蜀的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铸造精美、形态互异的青铜雕像群，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维妙维肖的神秘群体；同时出土的还有青铜神树和浩瀚的鸟、虎、龙、蛇与多种飞禽走兽青铜造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玉璋、铜尊、铜罍等大量精美文物，印证了文献中记载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为解开神秘的古蜀之谜供应了一把极其主要的钥匙。
青铜神树、纵目青铜面具、青铜大立人像，以及浩瀚的青铜人头像、青铜小人像、人面鸟身像，既有人的特点，又有神与鬼的夸年夜，显示出了浓郁的图腾意味，贯注了古代蜀人的某种崇拜习俗和崇奉不雅观念，象征的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
一样平常认为，青铜纵目面具的形象符合古代文献中蜀人开山祖师蚕丛“纵目”的记载，可能是古蜀先民在神庙中敬拜崇拜的开山祖师蚕丛的象征。以是有学者认为，青铜纵目面具与其他青铜人头像一样，都是古蜀民族的形象。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中蜀王如柏灌、鱼凫、杜宇等多以鸟为名，推测蚕丛纵目或许也是鸟类，由此认为杜宇之前的古蜀王国是以鸟为图腾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属于当时的王国重器，该当是一系列神的形象，夸年夜的造型表明其具有超人的神通，在敬拜或崇奉活动中很可能被放置在中央位置。其代表的第一层含义，是古蜀王国巫祝的化身，象征着古蜀王国的群巫集团，是神权的象征。第二层含义，则是古蜀王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又是王权的化身。
3、“太白鸟道”多商旅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批象牙和海贝。这在中国乃至天下考古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古蜀人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象牙？它们来自何方？用场何在？这些象牙都是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在一起、层层堆积起来深埋于地下的，最多的堆积层可达8层，同坑埋藏的还有大量玉器和青铜器。学者们因此推测，象牙应是古蜀王国的敬拜用品。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象牙经鉴定均为亚洲象，同时出土的海贝，经鉴定可能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温暖的海疆，一些学者因之认为这些海贝和象牙，很可能来自他乡的远程商贸。亚洲象仅雄象有门齿，每头雄象两根门齿，重达数吨的象牙，意味着数量惊人的弘大象群。那么，商周期间四川盆地是否有过象群的栖息活动呢？这些数量惊人的象牙，是否便是在当地出没的象群中获取的呢？有学者认为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考古创造供应的启迪可知，商周期间的长江流域和四川境内，很可能有大规模的象群活动、栖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很可能是蜀地所产。而另一些学者从目前尚未创造猎杀大象后一定要留下大量的遗骸来推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必定不是原产于蜀之本土。类似三星堆出土的大量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货贝等海贝，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晚期墓中也曾出土数千枚。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那么，三星堆的海贝无论是来自殷墟还是来自印度洋，都解释了古代蜀人与外界的交往情形。研究还表明，这些海贝当时已有了原始货币的职能，从数量来看应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以是有学者认为，中原和古蜀都不产海贝，这些海贝显然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地区辗转而来的舶来品，反响了“蜀道之难，难于上上苍”的古蜀人的商贸活动区域是相称广阔的。
古蜀地区是我国丝绸的紧张原产地之一，自古就流传着嫘祖后代、古蜀王蚕丛“教民养蚕”的传说。到商代三星堆文化期间，古蜀的丝织技能已相称成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头戴的花冠、身着的长襟衣服上各种繁缛的花纹，所表现确当是蜀锦和蜀绣。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很多上面附有丝织品的残留，表明当时丝织工艺和丝绸利用都已相称普遍。《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证实在汉武帝之前，古蜀和古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道就已存在。从成都平原经云南出缅甸、印度，经巴基斯坦、阿富汗至西亚的安息（伊朗），再至地中海、罗马帝国，正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西线。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极有可能便是由这条古道贩自南亚的古印度等地的，由于个中的齿贝，就产于印、缅温暖的海疆。古代蜀人通过这条古商道走向了广阔的天下，不仅为古蜀国带来了大量的海贝和象牙，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他乡文化成分，匆匆使了古蜀商业的繁荣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化的绚丽多彩。
4、“横绝峨眉”战牧野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成果都见告我们，古蜀王国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昌盛的王国，但并不封闭，它和黄河流域的夏、殷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都有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考古学已证明，三星堆古城遗址是夏商之际至商末古蜀王国的都城，年代则可上溯到距今4700多年前，早期文化如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戈、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以及玉琮、玉璧等敬拜用的玉器，明显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至三星堆文化晚期和金沙、十二桥文化期间的青铜器铸造技能，则更多地受到商王朝文化的影响。
富商时期，古蜀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较多地见于殷墟甲骨文中。考古学成果证明，商代中叶三星堆文明走向极盛，古蜀王国已形成壮大的国家，边陲广阔，北及汉中，与富商平行发展。殷墟卜辞中的商蜀关系，实际上是双方在各自边疆接壤地带所发生的一系列和战事宜，蜀与商王朝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方国与共主的关系。就青铜器而论，虽然古蜀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光鲜的个性特色，但个中不仅可以看出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许多器物就直接仿制于中原。当时古蜀与富商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水路是顺长江高下，陆路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陇蜀之间，即“天梯石栈相钩连”的通道。但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互换是不损失主体的互换。如三星堆的青铜器就接管了通过长江中游传入的青铜器的某些成分，尤其是青铜容器如尊、罍，在形制上就与长江中游同类器物相似。不过，三星堆文化并不是把尊、罍用作盛酒的礼器，而是用以盛放物件尤其是贵重之物如海贝等。这解释它仅仅借用了器物的形制，并没有接管来自商文化的礼制理念。
三星堆揭开了古蜀历史的神秘面纱，它与宝墩文化、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羊子山土台建筑、十二桥、彭州竹瓦街商周青铜器窖藏等考古创造一起，使学术界对古蜀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5、未解之谜摆面前
公元前12世纪的商末周初，三星堆溘然埋没，3000多年间消逝得无影无踪。21世纪的第一年，在成都金沙传来了令人惊奇的考古新创造!考古事情者发掘出大型建筑基址、敬拜区、大型墓地等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器等宝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数以吨计的象牙，使我们对古蜀文明有了更多理解，同时也将许多新的未解之谜摆活着人面前。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金沙是与三星堆同时涌现，还是在其埋没之后涌现的另一个新兴的古蜀王首都邑所在？金沙遗址究竟是哪个古蜀王朝的遗存？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期间古蜀王国的都会。从韶光上看，金沙的年代与三星堆相衔接并略晚。出土文物如金面具、青铜立人像、青铜立鸟、玉璋、玉璧以及神面纹青玉长琮、金冠带上的图案，与三星堆出土器物在文化内涵、造型艺术、制作技艺诸方面，既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的光鲜特色。一些器物如太阳神鸟金箔饰、蛙形金箔饰、喇叭形金器、玉板状槽形器（玉剑鞘）和玉牌形器等，则是从未有过的创造。这对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主要的启迪。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鱼凫、杜宇时期古蜀王国的都会所在，那么金沙遗址会不会便是开明时期古蜀王国的都会？或者说，当三星堆遭到大水或其他天灾人祸以及改朝换代等缘故原由而逐渐废弃，金沙则继之而起并日趋兴盛，在古蜀文化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浸染。还有学者认为，两个遗址年代上前后衔接，金沙遗址是在继续三星堆文化的根本上接管了其他文化的成分形成的，但在崇奉方面又有不同，不用除是不同势力集团的权利更迭。也有学者认为，栖息于金沙遗址的先民，并不是由三星堆迁来的，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另一部族，这些部族的同盟共同组成了古蜀王国。
大约公元前7世纪，繁荣的金沙城溘然衰落，此后的古蜀王国魂归何处？有学者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的一批青铜和陶、石等器物，认为开明王朝在金沙没掉队，一部成为十二桥文化的组成部分，构成早期成都城市的核心区。也有学者认为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的后代逐渐南迁，终极在今越南的北部建立了安阳王国。证之《交州外域记》《日南传》等史乘，开明王朝灭亡后，蜀王子安阳王率残部南迁，经红河进入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雒王、雒侯、雒将，建立“蜀朝”，即安阳王国。安阳王城，越南史乘认为即今越南河内东英县古螺村落的古螺城。安阳王城依河而建的“重城”制，及关于在安阳王城建筑过程中因金龟合作才得以建成的传说，与秦人因得神龟帮助建成成都城因而成都又称为“龟化城”的传说一模一样。而且考古学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创造有很多形制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歧锋牙璋、多边形有领玉璧形器、石璧形器、“棘字”戈，以及在我国四川西部和云南等地均创造大量蜀式器物。以上各类，当与蜀王子安阳王从蜀地渐次南迁交趾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和天下考古史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令人线人一新的考古创造。《从三星堆到金沙——中华文明的惊世创造》向我们揭示了3000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景，并以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埋没的要地本地农业文明的辉煌。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5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